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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增量变革就是把这户人家的出产,从一年一百石变成一年两百石,三百石。很多难题就迎刃而解。在对新增加的粮食出产进行分配时,就能顺带着把新规则立下来。”

听到这里,曾葆华的眉头反而皱在了一起,开口说道。

“王荆公认为通过理财可以增加财富。而司马温公却认为天下财富有定数,理财无异于横征暴敛,其危害甚于加税。从而今情况来看,司马温公所言似乎更有道理。”

当然是司马光所说的显得更有道理。在现在这个技术条件上,农业生产力是非常难以提高的。

耗费心血,风调雨顺,也只能多收个三五斗。把它当成理财产品,去增加财富,那真的是死路一条。

所以熙宁变法,越变越让百姓贫苦。

富国而不富民,名为均富实为敛财。

贵人们“誓死捍卫”自己的权益,原本只该分五十石,被他们拿回到六十石。

朝廷拿了二十石,尝到甜头,还想更多,直接拿三十石。

那么最后吃亏的就是百姓,没变法前还能分二十石,现在只能分十石,能不窘困吗?

“那是因为王荆公和司马温公把目光只盯着脚底下的这片土地,只把目光盯着农耕上。”

“十三郎,这是何解?”

长孙墨离和曾葆华不约而同地问道。

看着两人迫切的神情,赵似心里嘿嘿一笑。俺费尽心思,总算钓到两条大鱼了。

过了两个多时辰,赵似打道回府。

坐在马上,他忍不住得意地哼起了小曲,“俺真得还想再活五百年!”

在赵似看来,长孙墨离和曾葆华的政治理念,属于认为大宋确实需要变法,但是不能瞎变的那一挂。

跟东坡、文定苏氏两兄弟的理念相近,但是又要激进。

不过本质都是一样的。

他们能够体察到贫苦百姓的疾苦,能够站在这些人的立场上,希望能够真正地去疴除弊,让百姓们松口气,过上好日子。

跟自己的理念并不完全一致,但是能找到足够多的共同点。

这就足够!

除此之外,赵似还有意外收获。

自己的大舅哥,居然也是位奇才。

有很多亲朋故友,或中进士或因祖荫做了官,上任折腾了一段时间,政务搞得一团糟,眼看上司要来检查,麻爪了。

于是就把曾葆华请去,好吃好喝地款待。官印也奉上,全力配合。

大舅哥三下五除二,狱讼农桑、钱谷赋役、水利河道、赈恤教化,诸多民政,在他手里,就跟那把折扇一样,被玩得滴溜转。

积压下来的政务,少则三五天,多则十天半月,全部给你清理得明明白白。就算是磨堪计察来了,也够得上一个“三最”1标准。

然后曾葆华笑纳了请托者一年的俸禄,施施然地回开封城,继续做他的风流才子、富贵公子。

难怪时常听说他又出京游山玩水去了,原来是挣钱去了。

人才,确实是人才。

还有长孙墨离,他祖先韩公因为反对太祖皇帝而家破人亡,他却要辅助太祖皇帝的后裔,算不算是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?

有意思,真是有意思!

1.神宗熙宁二年(1069年)考课院报上《考校知县、县令课涉》以“四善三最”为考课标准,其中“四善”为唐朝旧制。“三最”为:“狱讼无冤、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,农桑垦殖、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,屏除奸盗、人获安处、赈恤困穷、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。”

元祐四年(1089)八月制定了新的“三最”标准:“以狱讼无冤,催科不扰,税赋无陷失,宣敕条贯、案帐薄书齐整,差役均平,为治事之最;农桑垦殖,野无旷土,水利兴修,民赖其用,为劝科之最;屏除奸盗,人获安处,赈恤贫困,不致流移,虽有流移而能招诱复业,为抚养之最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