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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或坐或站,或双手抱胸,或站墙而立,谁也没有人说话。

如果田昌在的话,就会认出来,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成都府路以及汴梁一带有名的茶商。

场间安静了好一会儿,过了片刻,之前去码头接田昌的周云升才缓缓开口说道:“诸位,开弓没有回头箭,干吧。”

“真的要干吗?这会不会太冒险了些?要不要再商榷一二?”

有人说道。

另外一位王家家主王敏环顾众人道:“朝廷断了我们的财路,如果不想办法阻拦见钱法的实施,明年你们别说还能拿到钱币,茶引估计都拿不到多少了。”

“是这么个理,但你们汴梁茶商已经被朝廷断了茶引,听说还有几家被下了狱,这次就算成功了,朝廷要是秋后算账怎么办?”

有个成都茶商接茬道:“而且在这个风口浪尖上,就这么明目张胆跳出来,会不会太冒失了些?我等是为了求财,又不是去送命要不还是等过一段时间,看看朝廷那边的口风再说吧。”

“是啊,现在这么做过于激进了点,惹怒了朝廷,我们可就遭殃了。”

“还是再等等吧,也许还会有转机。”

“等什么?”

周云升大怒呵斥道:“再等下去,今年米麦你们还能收到?茶引还能拿到?耽误一年的入项,那么大的家业顷刻间就要倒下,不拼一拼以后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。”

他这么一说,便让众人面面相觑。

虽然宋真宗时期,宰相王旦就说汴梁富商家产十万贯以上的比比皆是,百万贯以上者也有不少。

但实际上大宋的商人们真没那么有钱,当时腰缠万贯就已经是土豪,在一般县城里当个首富都没问题,更别说百万贯以上级别。

整个汴梁茶商行业,就只有田昌做到了身家百万。

他一次性能从杭州运来十二万斤茶叶,最多的时候二十万斤,即便是只按普通茶叶一二百文一斤价格卖,也能卖出一两万贯乃至三四万贯的收入。

如果是好茶,往往在三四百文甚至五六百一斤,收入只会更高。

<divclass="contentadv">而且这还只是春茶,当时有夏茶、秋茶、冬茶,四季都有茶叶市场,一年顺利的话能运七八趟货,所以每年田昌的收入都在十万贯以上。

但要注意的是这是总收入,还没有扣除成本。

林林总总的成本扣下来,他实际上每趟净利润也不过几千到一两万贯,一年净利润可能三五万贯左右。

可即便如此,包括他开在各地的门店、铺面、其它产业以及多年家财积累,也已经是百万贯级别的顶级大富豪。

而次一级的高级大商人,像周云升、王敏他们,虽然也是汴梁大茶商,但总身家也不过几十万贯,平时的流动资金一般也就十几万贯。

除了他们之外,这里剩下的人大多数就是二三十万贯身家,流动资金几万贯而已。

茶商们赖以为生的手段无非两种,一种是靠茶引进货卖茶,另外一种就是靠每年转运到边关的粮食,得到虚估的钱币。

然而茶引能给的利润极为有限,首先是茶引有官府政策,十二万斤是上限,再有钱也搞不到更多的茶引。

其次是茶价受市场影响很大,官府可以通过摊派压低茶农的利润,低价收购,他们就不行,必须抬高价格才能收到好茶。

再加上受各种各样的情况影响,茶叶市场容易造成波动,有时候辛辛苦苦从各地把茶运到汴梁来,遇到茶叶价格暴跌,说不好不仅赚不到钱还会亏钱。

因此相比于田昌,这些人其实更依赖于从边关获利,得到虚估货值,吸朝廷的血,甚至绝大多数茶商主要利润来源就是从边关搞钱。

现在朝廷开见钱法,杜绝了虚估货值,无异于断了他们一条重要的生计。

只是断了生计是一回事,冒着被抄家灭族的风险跟朝廷作对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史料记载除了官商背景以外,有宋一代对大商人一直没手软。

很多地方官员都喜欢对商人横征暴敛大肆盘剥。

甚至还有“数十万卷一夕废弃,朝为豪商,夕侪流丐,有赴水投缳而死者”“家财荡尽,赴水自缢,客死异乡。”等记录。